当前位置：
再次当选总统以来，特朗普充分运用其独有的话语权与国家财政金融资源，在政治权力角斗场中强势出击，其施政理念明显对抗自由市场运行逻辑，行为方式频频冲击“三权分立”政治架构，行政权力也不断突破传统法律规制边界向外扩张渗透，美国经济与社会的既有秩序由此出现罕见的失序与撕裂。
挑战美联储独立性
因不满美联储在宽松货币政策上过于保守的态度，特朗普不仅对鲍威尔展开具有人身攻击性的谴责、嘲讽与贬损，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发出要解雇鲍威尔的威胁口令。
不过，按照《美联储改革法案》，美联储仅对国会负责，不受总统指挥，且如同任命美联储主席需征得国会认可程序，特朗普罢免鲍威尔的职务也须经过国会这一关，而即便是总统要做出罢免美联储主席的决定，《联邦储备法》也做出了实锤性规定，即被罢免人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或者明显违规行为，对此，鲍威尔几乎不可能让特朗普找到任何可以下手的充足理由，其任职届满最终便可正常维持到2026年5月。
再看货币政策的决定权问题。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集体入股所成，《联邦储备法》最初将美联储设定为私人所有的金融机构，就是为了保证美联储在进行货币政策讨论与决策时不受任何外界干扰，而且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的七人票委成员任期长达14年，远超总统的4年任期，且任期交错，由此隔离总统任期内干预理事会决策的风险，同时充分展示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虽然美联储从2025年9月开始重启降息，但这绝对不是特朗普威逼恐吓的结果，而是针对美国就业市场甚至宏观经济存在收缩与下滑风险做出的客观性选择。
显然，在与鲍威尔的博弈及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取向上，特朗普未占明显上风，但也未就此收手。2026年伊始，特朗普即借美联储华盛顿总部翻修工程推动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此前又因美联储执行理事莉莎·库克被指虚报信息、重复获取优惠贷款，直接促使联邦住房金融署对其提起刑事指控。不过法院调查认定，库克两处房产购置均发生在其进入美联储之前，裁定特朗普的罢免行为既属不当，也缺乏法律依据，库克最终得以留任。
表面看，无论是在与鲍威尔的交锋中，还是对库克的施压上，特朗普似乎并未占得明显优势，但事实上，这些公开动作更像是其改造美联储的“热身”。他已清晰看到目标正逐步逼近并不断强化。与库克交手期间，美联储执行理事库格勒提前半年主动辞职，特朗普迅速提名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补缺，加之其此前钦点的执行理事沃勒与鲍曼，使其可影响的FOMC票委人数增至三人；随后又选定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新任主席，其对FOMC票委的掌控由此扩大至四人，达到绝对多数。
公开资料显示，沃什不仅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也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其执掌美联储后，FOMC决策及其结果难免受到总统意志影响。由此，特朗普进一步改造美联储核心权力架构显得更为胸有成竹，美联储独立性的根基或将被撼动，现代货币政策体系的格局与走向亦可能随之改变。
立法权边界遭挤压
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第1701条规定，若总统宣布存在源自境外、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异常且重大威胁”，即可采取相应应对措施；第1702条进一步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规范……任何外国或其国民拥有利益的财产的进口或出口”。据此，特朗普上任后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商品进口税，即所谓“对等关税”。
全面“对等关税”迅速为美国带来可观贸易收入，却大幅推高了进口商成本。两家企业随后在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另有12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联合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违反宪法授权原则”。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地方法院分别于2025年5月和8月裁定，特朗普无权援引IEEPA征收“对等关税”，相关征税行为违法。此后，特朗普政府组建由最高检察官、司法部官员及知名律师组成的抗诉团队，正式将争议推向最高法院，一场“宪政博弈”由此展开。
在最高法院围绕关税合法性的辩论中，原告方强调，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历来仅用于制裁和资产冻结，从未涉及“关税”或“税收”，也从无总统援引该法征税的先例，美国政府亦无法举出国会曾以“规范”或“规范进口”等措辞授权行政部门征税的法律依据。对此，司法部辩称，IEEPA明确授权总统“规范进口”，而关税正是传统的进口监管工具；总检察长索尔进一步指出，法条虽未直接提及“关税”，但允许总统为应对危机而“规范”财务“进口”。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则强调，相关关税属于监管性而非创收性关税，目的在于调控贸易，而非增加财政收入，因而属于总统权限范围。
在终审裁定的最高法院内部，围绕“对等关税”出现明显分歧。总体来看，九名大法官中至少有六人对政府依靠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无限制全球关税持保留态度。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指出，征税权是国会的“核心权力”，若允许总统以外交权力凌驾其上，将导致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相互侵蚀，并明确否定了政府“关税并非税收”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任命的巴雷特和戈萨奇同样对“对等关税”提出质疑：巴雷特追问，若关税是对紧急威胁下的进口“规范”，为何如此多国家同时构成紧急威胁；戈萨奇则直指核心问题——国会是否能够授权总统征收关税。自由派大法官卡根亦尖锐指出，若关税源于紧急状态，为何总统反复宣布紧急状态，又为何美国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之中。
回顾来看，无论是移民改革、财政支出突破，还是政府机构及独立性组织的调整，法院对特朗普多项“创新”政策均给予认可；其最终开征关税亦带有双边谈判结果的属性。综合这些因素，并兼顾原告诉求，最高法院最可能作出有限裁决：总体维持总统权力，但要求其在宣布国际紧急状态时限定范围和期限，设定明确标准与终止条件，并对受损的美国进口商予以补偿。如此一来，关税得以保留，总统自由裁量权在边际上收紧，法院不失权威，特朗普亦不致颜面尽失。
但显然，有限裁决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折射出司法权在愈发强势的行政权面前的克制与退让。更重要的是，尽管关税诉讼本身具有被动性，特朗普此前主动征税的安排，已在明暗之间突破了IEEPA中“异常且重大威胁”与“规范进口”等条款的边界，实质上可视为总统权力对国会权力的一次试探。其结果或将印证大法官戈萨奇的警示：“行政权力的扩张如同‘单向棘轮’，一旦转动，便难以回转。”
美国软实力弱化
特朗普重返白宫伊始即推出“学术问责计划”，要求高校开设“美国传统价值观”课程、接受政府指定科研方向审查，并公开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来源。数月后，国土安全部以高校通过招收国际学生、获取更高学费以补充巨额捐赠基金为由，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随后，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后，哈佛等高校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进一步激怒特朗普。作为回应，特朗普政府除要求清除“反犹主义”、废除高校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多元化政策外，还致函哈佛，敦促其改革重组，包括停止基于种族、肤色和国籍的优待，改革国际学生招生流程，并关闭所有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相关的项目。
面对这一“长臂管辖”，哈佛校长艾伦·加伯公开谴责特朗普越权，明确拒绝政府对学校治理结构、招聘及招生政策进行大幅改革的要求，并迅速获得60位现任和前任大学校长声援。作为强势反制，特朗普随即冻结哈佛大额联邦经费拨款，并警告若继续“抗命”，后续经费同样“有风险”，同时威胁取消其免税资格。近期，特朗普更在个人社交媒体上称，将向哈佛索赔10亿美元，并在未来与其断绝一切关系。
除哈佛外，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西北和康奈尔等高校亦遭到联邦政府的实质性财务制裁与风险警告。由于联邦资金突然中断，哈佛和普林斯顿等校被迫出售捐赠基金持有的私募股权资产以维持基本支出，但此举并未换来特朗普政府的任何让步。作为最新政策姿态，白宫向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内的9所顶尖高校发出《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协议》，附加国际学生比例不超过15%、单一国家学生占比不超过5%、放弃招生中的性别与种族考量等苛刻条件，最终遭到九校集体拒绝。
在一方面依赖公共财政、另一方面又承受政策价值观施压的夹缝中，美国大学校长们正面临最艰难的治理时刻。这场冲突的实质，是学术自治与国家权力、言论自由与政治极化的对抗，也是美国党争的必然产物。民主党长期推动多元文化主义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政策，而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民粹保守主义则带有明显反智倾向，将学术界的“进步主义议程”视为脱离现实的精英说教。因此，对特朗普而言，通过重塑大学价值观以重构学术权力格局，已成为其政治目标的重要一环。
不可否认，哈佛等常青藤盟校长期以来是自由思想与学术创新的重要阵地，既推动批判性思维、科学实证和多元价值观的发展，也构成当代社会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的核心。大量基础科学研究已成为美国创新产业的基石，高校基础研究—初创企业孵化—规模化商业应用的“三步走”模式，更是美国发展尖端技术的典型路径。一旦大学在强权挤压下趋于沉闷与窒息，由此滋养的美国软实力亦可能随之发生蜕变与解构。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客服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