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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接近41万亿美元，并提出通过经济增长和财政整顿缓解债务压力。然而，美国国债问题绝非单纯的国内财政问题。随着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美国财政赤字、利息支出与债务融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潜在风险正在通过利率、汇率、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等渠道向世界经济传导。如何认识美国债务膨胀的深层原因、判断其潜在风险并评估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观察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美债规模持续膨胀
美国国债规模快速增长，并非短期经济波动造成的偶然现象，而是长期财政赤字、经济结构失衡和政治制度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长期财政赤字是推动美债规模膨胀的直接原因。美国联邦政府长期奉行赤字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持续高于财政收入，不得不依靠发行国债弥补资金缺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和金融救助稳定经济；新冠疫情期间，又实施巨额财政支持计划，进一步推高公共债务。近年来，即使经济未陷入严重衰退，美国财政赤字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其债务增长已经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6年发布的预测，2026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预计达到1.9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到2036年，年度赤字可能扩大至3.1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赤字规模意味着，即使美国经济保持增长，政府仍需不断通过新增举债维持财政运转。
其次，财政支出结构刚性不断增强，压缩了政策调整空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国防开支以及国债利息构成美国联邦财政的重要支出项目。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支出持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维持庞大的军事体系和全球战略布局，也需要投入巨额财政资源。上述支出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和政治性约束，短期内难以大幅削减。
再次，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党派博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失衡。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税收、社会福利、政府开支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却往往都缺乏承担财政紧缩政治成本的意愿。减税政策容易获得支持，削减福利和增加税收则面临较大阻力。债务上限争议和预算谈判反复出现，反映出美国财政政策缺乏稳定、持续的中长期约束机制。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债务增长正在呈现一定程度的自我强化特征。债务规模扩大推高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又扩大财政赤字，迫使政府继续借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将由2026年的约1万亿美元增加至2036年的约2.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财政正面临债务负担与融资成本相互推动、相互强化的压力。
因此，从根本上看，美国债务问题不仅是财政收支不平衡，更反映出其长期依赖债务扩张支持消费、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当债务增长速度持续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时，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
美经济金融稳定面临多重挑战
判断美国债务风险，不能仅看债务绝对规模，还应综合考察债务与经济总量的比例、融资成本、债务期限结构以及投资者对美国财政信用的信心。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量之一、成熟的金融市场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不能简单将其与一般高负债国家相提并论。但是，这些优势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无限制地扩大债务。
首先，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日益突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将由2026年的101%升至2036年的120%；如果现行政策长期延续，到2056年可能达到175%。债务相对于经济规模持续上升，意味着美国未来需要将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支付利息，而非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其次，利息负担加重可能形成债务恶性循环。过去较长时期，美国能够在低利率环境下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融资。然而，随着通胀压力、债券供给增加和投资者风险偏好变化，美国国债融资成本面临上行压力。即使利率只是小幅提高，在庞大的债务基数之上，也可能转化为巨额新增财政支出。尤其是存量低息国债陆续到期后，如果需要以更高利率再融资，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再次，财政政策空间受到挤压。政府举债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在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或重大突发事件中提供逆周期调节能力。但如果平时财政赤字已经居高不下，一旦遭遇新的经济冲击，政府进一步扩大支出的能力和市场承受能力都可能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可能陷入两难：继续刺激经济会加重债务压力，削减开支又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美债市场自身的稳定性也面临挑战。美国国债长期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但安全资产并不意味着价格不会波动。随着债券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要吸收更多供给。如果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期限溢价和风险补偿，长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上升，进而推高美国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融资成本。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当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时，财政部门可能倾向于维持较低利率，以减轻偿债压力；而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胀，则可能需要维持较高利率。如果市场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财政融资需求的影响，就可能削弱对美元长期购买力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心。
当然，美国短期内发生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债务违约，并非最可能出现的情形。美国国债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美元又具有特殊的国际地位，使其拥有较强的融资和流动性支持能力。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债务风险通过融资成本上升、财政调整困难、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波动逐步释放。与突然爆发的债务危机相比，这种长期积累、缓慢侵蚀的风险可能更加复杂，也更难治理。
世界经济面临新不确定性
美国国债问题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关键在于美债不仅是美国的财政融资工具，更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础。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跨境投资和官方储备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债则是全球金融机构配置资产、管理流动性和确定资产价格的重要参照。因此，美国债务风险一旦上升，其影响很难局限于美国国内，而可能沿着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和实体经济等渠道向全球扩散。
首先，美债收益率上升可能推高全球融资成本。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定价基准，许多国家的主权债券、企业债券和跨境贷款利率都会受到其影响。当美国为吸引投资者购买更多国债而需要支付更高利率时，全球资本市场的资金价格也可能随之上升。对于债务负担较重、财政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融资成本提高不仅增加政府偿债压力，也会抑制企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可能更加剧烈。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通常会增强美元资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促使部分资金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这可能造成相关国家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和金融市场波动。对于外债中美元债务占比较高的经济体，本币贬值又会增加以本币计算的偿债负担，形成汇率下跌与债务风险相互强化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债收益率上升源于市场对美国财政信用的担忧，也可能引发美元资产重新定价。因此，资本流动方向并非始终一致，关键取决于市场对利率、增长和信用风险的综合判断。
再次，美债市场波动可能冲击全球资产价格。美国国债广泛存在于各国央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当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时，存量债券价格下跌，持有大量长期美债的机构可能出现明显的账面损失。如果部分机构面临流动性压力，被迫集中出售资产，还可能引发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市场的连锁调整。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债市场兼具安全资产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流动性核心的双重属性。一旦这一市场出现严重流动性紧张，不仅可能影响美国金融机构，还可能通过抵押融资、衍生品交易和跨境资金市场传导至其他国家。由此可见，美债风险已经具有一定的全球公共风险性质。
第四，美债膨胀可能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美元的国际地位建立在美国经济实力、金融市场深度、制度信誉以及长期形成的网络效应之上。但如果美国持续扩大债务、财政调整迟迟缺乏成效，国际投资者可能逐渐提高对美元资产长期风险的评估，并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储备配置。虽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元国际地位会迅速终结，毕竟当前全球尚缺乏能够在市场规模、流动性和制度条件方面全面替代美元的单一货币，但美元资产信用优势的边际削弱，可能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缓慢演变。
从实体经济看，美债问题还可能通过美国经济增长和贸易需求影响世界经济。如果美国为了控制债务而大幅压缩财政支出，可能削弱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影响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反之，如果继续依赖财政扩张维持经济增长，则可能增加全球通胀和金融市场波动压力。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也对全球公共债务问题发出警告，指出高债务和高融资成本正在加重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负担。这说明，美国债务问题已不仅关系美国自身的财政安全，也关系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
国际经济合作共同推进
对持续膨胀的债务规模，美国及国际社会都需要从长期视角审视其影响。美债问题既不宜被简单渲染为即将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不能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而忽视其中积累的结构性风险。其未来演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恢复财政纪律，以及世界经济能否增强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
首先，美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善财政收支结构。控制债务增长不能仅依赖经济扩张，更需要建立可信、持续的中长期财政调整机制。一方面，应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对缺乏经济社会效益的支出进行必要调整，控制不合理的财政扩张；另一方面，也需要改革税收制度，增强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同时，应在保障基本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前提下，逐步改善社会保障、医疗等长期支出项目的可持续性。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出通过经济增长缓解债务压力，具有一定的经济逻辑。经济增长能够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并降低债务相对于经济总量的比重。但是，经济增长并非解决债务问题的万能钥匙。如果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新增债务仍可能超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政改善。因此，美国必须将促进经济增长与财政结构改革结合起来，不能简单依靠未来增长消化当前债务。
其次，应高度重视维护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运行。作为全球重要的安全资产市场，美债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度不仅关系美国金融安全，也关系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美国应保持财政融资政策的可预期性，避免债务上限政治争议和财政预算僵局反复冲击市场信心。同时，应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防止短期财政融资需求过度干扰通胀治理和金融稳定目标。
再次，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美国债务问题具有明显的跨境溢出效应，主要经济体应通过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方面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减少政策调整对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造成的过度冲击。国际金融机构还应完善对高负债国家的风险监测与救助机制，防止局部债务困难演变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应更加重视宏观经济韧性建设。通过合理管理外债规模和期限结构、降低对短期美元融资的依赖、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以及发展本币债券市场，增强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特别是在全球利率和汇率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必须警惕国际资本快速流动带来的资产价格波动和债务偿付风险。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债务持续膨胀既意味着外部经济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也进一步凸显了增强自身经济韧性的重要性。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美债收益率、美元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维护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适度收益性。在此基础上，应继续扩大内需，增强国内经济增长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波动的敏感性。与此同时，应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稳定的人民币资产选择。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应建立在实体经济实力、金融市场深度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以美元可能面临的信用压力作为发展契机。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美国债务问题再次表明，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仍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一国货币在全球经济中承担重要的储备和结算功能，却主要由该国根据自身经济利益制定财政与货币政策，由此形成的政策外溢和风险传导问题难以彻底避免。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多元化、国际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合理，有助于降低全球经济对单一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
综上，美债问题的真正危险，不在于某一个令人震惊的债务数字，而在于债务持续增长与财政调整能力之间日益扩大的缺口。如果美国不能建立有效的财政约束机制，长期依赖举债维持经济运行，那么债务风险就可能从财政领域逐步向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和世界实体经济扩散。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既要充分认识美元和美债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要未雨绸缪，增强自身经济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只有通过美国自身的财政改革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降低债务扩张的外溢风险，维护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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