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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货币体系正在重构，与“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建设深度交织。离岸金融已成为我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必答题。
长期以来，国内对离岸金融疑虑重重，担心监管失控、脱实向虚、冲击在岸市场、风险外溢、不可持续等，这些认知藩篱严重制约了其发展。事实上，国际上成熟离岸金融中心的实践早已证明：离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可控可管的现代金融基础设施。
当前，中国正迎来破解疑虑的历史窗口，如美元霸权松动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了战略空间；“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的贸易投资催生巨量跨境金融需求；我国22个自贸试验区更为制度创新提供了试验田。
本文从制度、业务、协同、风控和生态五个维度，提出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推动离岸金融从“边缘补充”跃升为“核心支柱”。
制度创新：破解“监管失控”的闭环设计
对离岸金融“监管难”的焦虑，本质是对“开放与安全平衡”的认知偏差。有人将离岸金融等同于“监管真空”，忽视了伦敦、新加坡等离岸金融中心“严监管+高开放”的成功实践；有人则过度强调风险防控而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暴露出制度供给的滞后。欲破解这一困境，需构建“透明可追溯、协同高效率”的制度体系。
第一，市场化准入的效率革命。当前，我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审批平均耗时187天，远高于迪拜28天、新加坡45天的国际标准，这种“准入壁垒”反而加剧了外界对“监管失控”的担忧。不少企业为绕开冗长审批，倾向直接落户境外离岸金融中心，结果形成监管盲区。当务之急是推行“承诺制+全流程监管”：企业提交基础材料后，7个工作日完成形式审查，10个工作日通过AI系统完成风险评估，13个工作日完成最终审批，总时限压缩至30天。同步依托区块链技术建立“多币种资金池”，实现跨境调拨1分钟到账、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对非居民资金实行“基准额度+动态调整”机制，外籍人士首次获50万美元额度，后续根据真实交易流水智能调整，异常高频交易实时预警降额，既保效率，又防套利。
第二，税收政策的精准平衡。“离岸=避税”的刻板印象，源自对国际规则的误读。香港对“非本地关联”转口贸易实行零资本利得税，新加坡对离岸金融业务实施10%优惠税率，两地均以“税收中性+反避税”组合拳实现平衡。我国可实施“5%资本利得税+零增值税”的政策，对“上下家均为境外且未使用本地资源”的转口贸易，按国际惯例减免税收；同时明确“三个禁止”：禁止空壳公司无实质业务套利、禁止离岸在岸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禁止利用税收优惠转移利润。争取于2025年底前实现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00%的信息共享，通过CRS系统核查资金实际受益人，让税收优惠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跨境融资需求。
第三，法律体系的兼容性革新。当前，我国国际商事合同适用普通法的比例仅12%，仲裁裁决执行率72%，这一“法律壁垒”严重削弱国际认可度。建议在上海离岸经济功能区设立“特别法律适用区”，允许国际商事合同选择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目标将普通法适用比例提升至70%；既低于香港89%的完全开放，又高于当前水平，兼顾主权安全与国际化需求。高风险领域（如数字资产交易）强制适用中国法律，配套“法律适用备案系统”，实现穿透式管理。仲裁体系引入50%以上国际仲裁员，参照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规则，将裁决执行率提升至95%以上，同时提升ADR（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比例，让法律成为信心而非障碍。
第四，监管协同的机制突破。多头监管导致政策口径统一率仅65%，企业无所适从。应建立由央行、外汇局、金融监管总局与上海市政府共同组成的“离岸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每季度校准政策，将统一率提升至90%。将负面清单从27项压缩至10项，取消金融、电信领域的股比限制。创新“监管沙盒”：对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等创新业务设6个月观察期、交易规模上限100亿元，依托“沙盒监测系统”全程跟踪，达标后再推广。借鉴巴西经验，对短期套利资金征收0.5%至1%托宾税，既抑制热钱冲击，又为合规业务留足空间。
生态锚定：破解“脱实向虚”的实体绑定
离岸金融被贴上“资本空转”标签，实则是由于早期业务与实体经济脱节。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部分国家的离岸金融中心沦为游资“冲击通道”，根源在于脱离本土产业。而伦敦离岸金融市场则嵌入能源贸易全链条，2024年处理全球43%的石油美元结算；新加坡将离岸金融与东南亚供应链深度绑定，2024年供应链金融规模达8000亿美元、85%服务实体贸易。
我国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构建以人民币为核心、实体导向的业务生态。
其一，传统业务的实体锚定。把离岸债券与“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项目深度捆绑：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在上海离岸经济功能区发行本外币债券，外币债一律通过货币互换转为人民币，2025年目标规模3000亿元；要求项目融资中离岸人民币债券占比不低于30%，2026年突破8000亿元。推广“离岸发行+在岸使用”模式，中资企业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后调回境内，需提交资金使用计划与季度报告，全程跟踪流向。明确“三个禁止”：不为虚拟币投机、博彩平台、空壳公司提供服务，违规机构列入“黑名单”并向全球通报，斩断资本空转的通道。
其二，创新业务的场景约束。试点离岸人民币稳定币，以60%离岸人民币债券、30%绿色项目资产、10%黄金储备为底层，储备覆盖率不低于110%，初期仅用于“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项目的供应链业务，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约国相关的原材料采购、能源进口，每笔交易需附贸易合同与物流单据。2026年覆盖30%的供应链项目，规模控制在2000亿元内，避免沦为投机工具。推动数字人民币离岸钱包与香港mBridge（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联动，实现与东盟数字货币实时兑换，将跨境支付成本从3%降至1%以内，提升创新服务实体的效率。
其三，机构生态的协同引导。合并OSA、FT、NRA账户为“新离岸账户（NOA）”（在SWIFT中继续沿用OSA账户的代码），统一体系可降低企业成本30%。在账户内预置人民币、欧元、日元和黄金稳定币等备份路由，与CIPS、mBridge并行测试，极端情况下也要确保支付不中断。吸引国际投行在沪设立离岸总部，对投向“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制造业的资金给予1.5倍额度倾斜，2025年非银机构实体服务占比从30%提至50%，每季度公布“实体服务贡献度排名”，用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向实体。
其四，币种结构的战略设计。在新离岸账户（NOA）中纳入包括人民币在内的19种货币，覆盖全球92%的贸易结算量。探索人民币与非自由兑换货币的直接兑换，并与这些非自由兑换货币国家签订“货币互换+清算”协议，允许其央行将30%互换额度用于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在“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能源贸易中设人民币结算下限：2025年原油进口人民币结算从12%提至30%，天然气从8%提至25%；要求50%结算资金转为离岸人民币存款或债券，期限不少于3个月，形成“贸易—沉淀—再投资”闭环，让人民币流通与实体交易共生。
协同缓冲：破解“冲击在岸”的隔离机制
离岸金融冲击在岸的担忧，源于对“离在岸关系”的认知错位。2015年“8·11”汇改后，CNH与CNY价差一度超1000个基点，引发市场恐慌。反观纽约IBF账户体系，离岸资产从0做到3.2万亿美元却从未扰动在岸利率，伦敦欧洲美元市场与英镑市场长期互补，足见“协同”完全可行。我国需构建“上海+香港+全球节点”的缓冲网络。
第一，沪港功能的互补缓冲。一是明确定位差异：上海聚焦“在岸支撑的离岸业务”和“境外离岸业务”，面向招商引资而来的跨国公司（如特斯拉区域总部）、“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走出去企业，并争取更多的国内外公司在上海离岸经济功能区进行全球资金的集中管理，2024年度已有3000家国企在沪设跨境资金池；香港发挥“纯粹离岸市场”优势，主攻人民币债券、外汇衍生品等高风险业务。
第二，建立“沪港离岸直通车”：单家企业年度净汇出上限为“最近三年平均实体贸易额×30%”与50亿元人民币的低值，若CNH与CNY价差连续5天超300个基点，暂停新增额度审批；实现税收优惠互认，对境外投资者统一实施零预提税，并联合推出“沪港通离岸债券期货”，为跨市场风险提供对冲工具。
第三，全球节点的分散缓冲。把CIPS升级为“结算+托管+风险管理”一体化平台，2025年境外托管资产争取由3.5万亿元提至5万亿元，日均结算破5万亿元。在迪拜设中东中心，服务石油美元转换，年结算3000亿美元；圣保罗设拉美中心，聚焦大宗商品结算；吉隆坡设东盟中心，服务供应链金融。三大节点作为“区域缓冲器”分流业务，避免资金过度扎堆。共享“全球离岸风险监测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控，将集中风险化解于网络布局中。
第四，离在岸融合的节奏控制。为满足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对离在岸融合发展的要求，参考美国IBF（国际银行设施）的分账经验，建立“三层隔离、两级审核和一键追溯”的机制：物理、系统、人员三重隔离确保资金不混流；银行内控与监管部门两级审核防范风险；全路径追溯实现责任可究。设定动态渗透率：2025年底30%（目前以贸易项下为主），2028年底70%（逐步放开至投资项下）。境内居民通过适当性测试后，“离岸人民币理财通2.0”额度从5万元提至50万元，限定投资离岸人民币债券（≥60%）、“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30%）等产品，用产品结构控制渗透风险。
防控闭环：破解“风险外溢”的立体防御
离岸金融风险外溢的疑虑，本质是对防控能力的不信任。1997年泰国离岸金融市场成为游资的攻击通道、2008年影子银行通过离岸SPV放大次贷风险，均因监管缺位所致；而美国IBF的“防火墙”、新加坡的“风险评级系统”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证明风险可控。中国需构建“技术+制度”的立体防御网。
第一，账户隔离的刚性防线。建立“双重隔离+动态平衡”体系：账户隔离采用差异化编码（离岸以“OSA”开头，在岸以“CNY”开头），核心系统设“隔离标识”；资金隔离通过区块链“封闭管道”流转，每笔交易留痕。单家机构日累计划转额不超净资产20%，超限自动熔断。AI预警系统实时监测：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25%（国际警戒线）或单月净流出≥300亿元时，触发“橙色预警”，监管部门24小时内启动应急响应。
第二，科技赋能的监测升级。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中心”，整合多部门数据构建“四维监测”：流量监测追踪异常波动（如单日流入超前30日均值3倍）；结构监测分析币种、期限和主体风险；行为监测识别“蚂蚁搬家”式转移；关联监测追踪资金完整路径。2025年将风险响应从24小时缩短至30分钟，可疑交易拦截率超95%。我国应与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成员国共享数据，将防线筑在全球网络中。
第三，跨境联合的惩戒威慑。实施“三级惩戒”：一级警告限期整改；二级限制业务3至12个月；三级永久禁入并全球通报。建立“离岸金融黑名单”，与67个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和离岸地签署信息共享协议，48小时内全球同步，形成“一处违规、处处受限”格局。
第四，应急处置的闭环设计。构建“三道防线”：行业自律层面，机构按业务规模2%缴纳准备金，形成200亿元“互助基金池”；流动性支持层面，央行设500亿元“离岸金融稳定基金”，紧张时提供短期资金（利率为基准利率+200BP）；市场干预层面，离岸央票调节供需，汇率偏离均衡±3%时启动干预（日限100亿美元）。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国家共建500亿元“跨境金融风险互助基金”，成员国遇投机攻击时提供优惠利率互换，将风险外溢控制在区域协同中。
生态筑基：破解“不可持续”的长效支撑
离岸金融“不可持续”的判断，源于生态环境支撑的长期缺位。我国离岸银行业务试行28年，仅62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与43万亿美元银行业总资产极不相称；根子在制度滞后（《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28年没有进行过修订）、主体单一（仅4家银行获批经营离岸银行业务）、币种限制（只能经营自由兑换货币，特别是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和生态薄弱（专业人才不足5000人，实际从事离岸银行业务的人员不到200人）。国际经验表明，伦敦靠40%的全球外汇交易员集聚、新加坡靠GDP 0.3%的基建投入和开曼靠完善法律服务，才成就今日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构建“人才—设施—空间—政策”四维支撑体系。
第一，人才生态的活力激发。离岸金融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而当前我国国际资格认证人才不足10%，必须打出“引、育、用”组合拳。引才层面，实施“全球离岸金融精英引进计划”，年薪50万元以上、外籍人才个税15%封顶，提供市场价六折的人才公寓、子女入学补贴30%；承认FRM、CFA等42项国际证书，10亿元专项基金支持安家与科研，到2026年把外籍人才占比从7.2%提至15%。育才层面，高校设“离岸金融专业”（2+2中外联合培养），年培养500名实战人才。用才层面，试点机构提成可达净利润10%至20%，允许股权激励，建立“容错机制”（不涉及道德风险则不追责），让人才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
第二，设施生态的能级跃升。物理载体上，将上海自贸试验区120平方公里升级为离岸经济功能区（核心区30平方公里为“境内关外”的离岸地）。数字基建上，“离岸金融云平台”用量子加密技术降低中小机构接入成本80%，带宽从10G提至100G（时延＜1毫秒），智能合约平台将交易确认从小时级缩至秒级。清算体系上，CIPS新增证券托管功能（目标5万亿元），直连Euroclear、Clearstream实现“一点接入、全球清算”，交割从T+2缩至T+1，用硬设施夯实服务能力。
第三，空间生态的协同拓展。一是国内形成“一核多点”：上海占六成，打造全球离岸中心；深圳占两成，专注财富管理；海南占一成，聚焦大宗商品；成渝占一成，承接西部结算。2025年起差异化投入，避免同质化竞争。二是在国际上构建15个“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服务站：迪拜站年处理3000亿石油美元，新加坡站辐射东盟绿色金融，伦敦站对接欧洲债市，2030年覆盖80%经贸伙伴。三是在长三角一体化框架下，上海设计产品、江苏做科技支撑、浙江搞电商结算和安徽存数据备份，形成全球最大离岸服务集群，用空间网络拓展可持续边界。
第四，政策生态的稳定保障。成立“国家离岸金融发展委员会”来统筹离岸金融的发展战略，制定《离岸金融促进法》明确地位原则。改革试点“四步走”：功能区试6至12个月→评估调整→成熟后推广→100亿元“改革风险补偿基金”托底。正向激励与声誉约束并重：对实体服务突出机构奖励100万至500万元，违规机构公开约谈；每年两次压力测试模拟极端场景，设置“熔断机制”应对异常波动。用稳定政策预期消除市场顾虑，让离岸金融在制度保障中持续成长。
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窗口期，离岸金融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破解五大疑虑，关键在于跳出“要么封闭、要么失控”的二元思维，构建“开放可控、服务实体、协同共生”的中国特色离岸体系；这不是复制伦敦的完全自由，也不是固守传统的保守封闭，而是立足“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实践、对接国际规则的创新之路。
展望2030年，我国离岸金融有望实现历史性突破：市场规模破10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从1%升至15%），上海跻身全球前五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成第三大国际支付货币（占比15%）。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也是国家金融话语权的跃升，更是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离岸金融的破局之路，考验的是改革勇气与制度智慧。以“放得开、管得住”的自信，以“为实体、促开放”的初心，中国必将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金融体系，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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